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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梦溪讲座近照)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文史学者。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牡丹亭与红楼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现代学人信仰》《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陈寅恪论稿》《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解放》等,曾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

 

“和”文化中的家与国家


和而不同的概念是中国文化里比较重要的,甚至是核心位置的观念。以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有一个总的看法,叫中国文化也好叫中华文化也好,意思都是一样的。中国因为有个政治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中华文化能够共享给人类,我是指整个人类,我认为是人作为人、群作为群,家作为家、国作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伦理。他给你一些基本的思想和理念,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怎么样使一个家成为完善的家。使一个群体成为一个和谐的群体,使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一个期待,中国文化就给出了这些关于建设这样一个理想氛围的一整套的理念。而这些价值的宗旨是使人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成为一个文明的人,孔子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且是群众,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群体,各个行业、各个门类有不同的群体,现在的观念叫做社群、社区,都是不同的群体,怎么样使这样的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一个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


(图为刘梦溪讲座现场照片)


家这个概念在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网络的核心部分,家占的位置非常重要,由于中国社会民间社会发达,这个网络是靠家庭的网络连接起来。所以家的位置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过去传统话讲三纲五伦,有两伦交织于家庭,过去一般理解家庭就是有亲有爱就行了,“亲”这个概念爱这个观念最早是从男女家庭里衍生出来的。但是作为家庭关系里面光有亲、有爱不行,还需要有敬,比如夫妻关系就是这样,如果夫妻关系觉得有爱就可以了,这是现代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如果光有爱,爱这个观念、情绪是不稳定的,可是如果有敬的话,就对爱做一种提炼,就是男女双方对对方有一种佩服,他的能力这么强,他这么贤惠,产生一种尊敬。敬的观念和爱的理念一结合,就使爱找到了一个稳固的方向,所以一般是有亲有爱还需要有敬。


而国家呢,叫讲信修睦、怀柔远人,这么一个文明的礼仪之邦。我们国家从文明来讲,可以讲四五千年了,从有文字可考的例子三千年了,我们一直在文明方面有期待,使我们国家成为礼仪之邦,历史上也都是这样呈现的,所以过去讲华夷之辨,它的标准在哪里?在于在于华夏的文化讲礼,一些族群在礼仪方面讲究的还不够,所以这个区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文化。


我虽然用一些现成的话,但是含义都很深,内部讲信修睦,外部怀柔远人,对各方宾客总有欢迎的态度。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以及族群的相处,族群的相处,国与国的相处,离不开中国古代圣哲提出“和同”的理念,我的主题当然是和而不同,当然“和同”的理念在孔子之前就提出来了,而且还有一个期待,期望与人相处中追求一种与人和同的价值追求。


《易经》中“和之道”


《易經·系辞》:“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这里有个假定,就说天下的人最后都要走道一起的,但是他们走的路径、选择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人最终会走到一起的,人类走到一起。至少这是中国文化的期待。


而《易经》有一卦叫同人,整个演绎的就是如何与人做到和同,我要具体讲这一卦还需要单独的课,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这一卦本身是吉,但是给你很多限定,比如“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就是同人在一起容易使你渡过一些困厄,所以他说有利于涉大川,这样一个田野性的比喻来找到吉和凶的问题。


同人在一起本身是好的,但是有一些界定,比如同人在一起得正,你得能通天下之智,得走一条正路,这样才是一个吉,如果把很多私念掺杂进去,虽然同人在一起,并不一定保证有一个吉的征兆出现,还会出现各种困扰和可能。比如说同人在一起,因为有一个直接的可能性,叫同人一宗,如果同人搞成一个宗派的话,同人一宗吝,如果同人做事情搞成一个宗派就太狭隘了,这个是不及的,一旦搞宗派毕竟排他,所以本来同人是好事情,结果使同人走向好事情的反面,变成心胸狭隘很吝的、不开阔的团体。可是你注意到很多团体都有问题,因为有私在里面,不能走正路,这个就不能通天下之治。再一个同人结党,这个是凶不是吉。


(图为浙江大学校歌曲谱)


浙江大学的校歌讲了“不吝于宗,天下来同”,所以中国人也好、团体也好,要有一种胸怀,最忌讳的是拉帮结派,拉帮结派是害中国最深的东西,这完全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同人不能结党。那是非常狭隘的,是一个凶兆,不是一个单位兴盛的标志,可是很多人不懂,一有机会同人就结一个党,排斥另外的人,他没有学《易经》,学《易经》就知道这是凶兆,凶兆对他自己都不利,做做自己心里就虚,不敢面对事实,不敢面对不同意见,这是凶。《易经》在孔子之前主要是一个占卜之书,但孔子以后,拾遗是他做的,另外剸辞、序卦,乾坤两卦的文言、系辞,这些东西孔子做了以后,就把《易经》从一个占卜之书,变成了中国的哲学易理之书,这个变化非常之大,  因为孔子讲《易经》是35完成的,伏羲画卦,文王演绎,孔子做传,三圣完成《易经》,《易经》真是了不起。但是我们研究这个东西要说一点不懂得占也不是,但是我们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他那里的哲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启发最大,比如同人这卦对我们启发很大,真懂得这个东西就能趋吉避凶。

 

    “和”的关键要承认不同


“和”的关键要承认不同。如果都相同,就没有“和”,但是不同还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使这个统一体不破裂。所以“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承认并且容纳各种不同的东西这才叫“和”,如果没有不同只剩下“同”那不是“和”,但是如果以“同”互相吸收这个“同”后果非常不好。“和”“同”两个字是中国文化的关健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是一个概念,“同”是一个概念,“和”不等于“同”,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追求“和同”,就是人与人之间走向与人和同的路。


“和”由不同构成,不同又能共生,这才是“和”。但是人性的弱点是喜同不喜异,权力者的弱点,不喜欢听不同的声音。因为“同”很简单,你说什么话他都说“是”,比较舒服,你说一个话他能提出不同意见,有人接触起来比较困难,可是要懂“和”的道理,听到不同意见还会更高兴,会加深自己,往深里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不同,就单调了,窒息了,毫无疑问,大家不能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衣服,现在女性要是撞衫的话那心里是不舒服的,我但是男性没有关系。


(图为《国语》)


我这里讲一个古代的例子,古代有一个人叫汤伯,可能是周朝晚期的人,跟老子时代差不多,但是关于老子、孔子谁在前这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我觉得老子至少不会太短,至少跟孔子同时,甚至早一点,看他的哲学理念可以看出。而汤伯跟老子时间差不多,他是周朝管历史,甚至懂一点占卜的人。周朝的晚期走向衰落,很多的宗室的人分散在各地,有的在河南,有的在山西。所以他们之间就有很多探讨,说这样一个强大的周朝为什么走向衰落呢?这个探讨是在《国语·郑语》里,有一个宗室的王分封到河南,他就想要找出路,周朝一旦要灭亡了,他要在河南这个地方继续,所以就跟汤伯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周会走向衰败。当然他们有很多对话,最关键的对话是这个人史伯,后来容易叫成智伯。他说“周错就错在去和而取同,他说只有和才能生物,而同则不继。”只有“和”里面有不同,不同的互相激荡,才能产生新的东西,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是各种不同的东西激荡、错落,在这种情况下新东西才能诞生。男女就是很大的不同,但是子孙的传递是男女结合的产物,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只有不同又能和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东西,如果没有不同都是“同”,以“同”对“同”,那结果产生不了新东西,就会出现没有未来的状况,所以叫“同则不继、和实生物”,这两个概念都是《国语》里的概念。

    


 从“和而不同”去理解“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大家还了解前些年去世的一位社会学家叫费孝通,是学问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思想家。早年做过人类学、社会学,他写过乡村经济,他是人类学方面一个派别的继承人,他在晚年有四句话叫“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图为费孝通的书法作品)


因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各有其长处,各美其美,是指首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作为本土的人,如果自己的文化长处看不到,就会产生文化失重,产生自卑,这个状况过去是常见的,现在也是有的。常常是文化积累深厚的不产生文化失重,像20世纪的一些大师级人物,像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这些人很早都去过国外,像陈寅恪13岁去日本,然后去欧洲很长时间,然后去美国,然后又回到欧洲,前后在国外17年,但是陈先生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根底深厚,无论到哪一个国家不产生文化失重。


八十年代我们在国外如果碰到中国到西方留学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文化失重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是我亲自见到的,甚至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如人家,为什么产生失重?就是传统文化的根底积累太差。所以我补充一句,这些年传统文化重新被了解,在这方面积累自己是能够充实自己,是文化不失重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


但是还要美人其美,还要看到别人文化的长处,各种文化都有长处,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们社会发展很有意思,当国门刚刚开放的时候,公务员也好,年轻人也好,到国外那是看到新鲜世界了,觉得他们的长处太多了,自己真是一无是处了,这是文化失重。经过这些年以后,也有另外的情况出现,就是觉得我们是最好的,其他文化都是不好的,这个极端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你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也是危险的,你怎么能了解人家呢?各个文化都有长处,当然我们会了解欧洲的文化和古老,那它的长处是明显可见的,那它有一种天然的自然秩序的稳定性。


从“和而不同”谈“多地改地名事件”


中国文化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和而不同多好的理念,我讲《易经》里面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嚣张啊?难以想象!我觉得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就喜欢别人说我们好,一旦说好简直浑身上下高兴,稍微说不好就要跟人家打架,人家有些意见讲的也是对得,为什么不可以听听。我现在观察一个问题,尼玛先生我们熟悉,他是画家,内心有信仰,我了解他。现在陕西开始海南继续,据说中央有什么东西,一些洋名字、怪名字一下子改名字,这个都得审慎,其实这个问题我在15年前文章里就提出来了,有一次见到北大谢先生,我的好朋友,研究诗歌的,他后来给我拿个名片,他说我不好意思我住在海德堡,我们研究所的法学家住在什么鹿港什么小镇,很多都是洋名字,这个是不太好的。


(图为改地名事件的漫画)


但是如果现在下个命令所有都改,形成一个风潮也是不得了的。我看到海南一个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声明,是在国际上注册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因为你不是在维也纳怎么叫那个,这个改损失巨大。就是不要一窝蜂,我希望媒体人稍微内部呼吁一下,有些名字是不好,我15年前就听出来了,但是属于一下都改过来成本非常之大,还不仅如此,你起不到好名字。在北京来讲起名这个问题是天大的问题,没有几个起好名字的。朝阳公园西门,仅次于三里屯的现代街,后来改成好运街了,明显叫西门街多好,朝阳公园西门,高档住宅区,再加上现代的东西,可是现在都停业了,要把所有的门市都建成一样的,那都是傻瓜一样这么做。还有一个到处是“营”,就是朝阳公园西门下一个地铁站就叫枣营站,你说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50年前叫枣营,就是因为这个,叫西门站不是很好吗。我是会起名字的人,我不知道给朋友孩子起过多少名字,重名多得不得了。你可以下个命令所有的重名都改名,你找不到名字。


我常去台湾,台湾孩子的名字都是请风水先生起的,他用算命然后来起,当然我们不一定这么做,但是起好名字太难了,北京的街道你能找得到吗?


我那天办一个事儿,叫北苑南街,离这儿很近,你明显的在亚运村往北的大陆叫北苑,这个跟北苑一点关系没有,你为什么叫北苑南街北苑东街,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东西,也不要一窝蜂的改,不合适的慢慢改。媒体你们跟自己的领导讲讲,内部些个内参,不要一窝蜂的改,社会成本太高。还有你起不到好名字。有几个能起到好名字的人,你想想?到处都是叫的不好的名字,我顺便说一句,文化要有它的稳定性,文化有一种秩序,不是随便叫来叫去的,是形成的,慢慢不行自己就改了。北京的胡同过去也都改过啊,高义伯胡同,原来就是狗尾巴胡同,后来改成高义伯胡同,谐音。不要一窝蜂一窝蜂的做,文化是需要秩序和稳定性,文化不需要张扬,文化天生是低调的。我的话是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说到底,许多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滋生物,不必也不需要立刻全都一律改过来。这个事,需要审慎,过去的教训太多。何止小区建筑物,中国人的名字,重名之多,难以想象。全民文化质素的提升有一个过程,急不得。最好提出建议,区别对待,酌情处理,不要求一律,而且不要有时间限制。有的太不合适的,改过来很好,不改也不是罪过。时间在我们手里,没有到刻不容缓的程度,这和发生饥荒、发生战乱不同。平常日子平常心多好!上上策是以静制动,起码要做到不折腾或少折腾。要说需要改变,从城市到乡村,从环境到教育,需要改变的事情太多了。突出重点,抓住紧要,切忌一刀切。一刀切的结果,必然走回头路,结果是改过来又改过去。套一句古人的话:改来改去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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