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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课堂直播类电视节目异军突起,本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此类节目的特色,并提出了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课堂直播;电视节目;赋能;加权;转换;关系

一、引言

一场名为新冠肺炎的流行病突然爆发,在中国乃至全球肆虐,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除了获得批准的新闻记者“逆行”前往疫情重灾区发回一系列相关报道之外,课堂直播类电视节目也异军突起,影响所及,甚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获得无差别式的点赞,甚至成为一种现象!这在电视节目“分众化”传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时代较为罕见!对于这种现象,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并对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课堂直播类节目何以受欢迎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课堂直播类节目之所以受欢迎,肯定有其原因,这些原因细细想来,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市场”断供

这里所说的“市场”是一个比喻性用语,指的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国家从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做出了全国所有学校都延迟开学的决定。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决定可谓前所未有:2008年的汶川地震虽然造成了69227人死亡,17923人失踪,[①]但是,也只是在地震灾区实施了短暂的停课,2003年的“非典”时期也“只有北京等少数疫情较重省份的学生在学期中短暂停课,全国中学高三下学期的教学活动是基本完整的”。[②]这种空间上的全国性,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的停课,肯定会造成已经形成惯性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市场”的整体性“断供”。生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代偿”,指的是当身体的某一部分机能不能正常运行时,身体的其他机能就会来代替补偿相关机能的缺损,生理学是如此,教育学也是如此。当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能行使其职能的时候,“需求侧”一方肯定会积极寻找可代偿的替代品。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替代品有很多,但是,由有公信力的行政机构,特别是教育行政机构,具体一点说就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之背书的替代品则是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的首选甚至是必选,即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加以考量,也是如此。因为,此类替代品都不以赢利为目的,不收取任何费用,自然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市场方面的原因,由各级教育电视媒体机构,特别是国家级教育电视媒体中国教育电视台提供的课堂直播类电视节目才脱颖而出,给平淡的本土电视界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行政赋能

经济学领域有“市场失灵”的说法,所谓“市场失灵”指的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失灵”有很多种表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乃是其中的一种。由于新冠肺炎的冲击,中国本土教育领域正规的学校教育“市场”已经不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是“公共产品一度断供”!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充分发挥其所应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是这样做的。笔者注意到,就在疫情初发阶段,教育部就会同工信部于2月12日专门下发文件,提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开通专用电视频道。2月17日起,将有关课程和资源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陆续推送”,[③]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是其他行为主体所难以比拟的,用“红头文件”的方式去面向全国推荐一个电视频道,并要求相关主体按时收看,这是前所罕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行政赋能,才使得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直播课堂》在内的电视直播类节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三)技术赋能

相比于“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各种传播,大众传播时代的各种大众传媒都是技术赋能的产物,离开了技术的赋能,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难以生存,更难于发展。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电视媒体要想走入千家万户,没有媒体机构是不行的,仅仅依靠媒体机构又是不够的。仅以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要想扩大电视媒体自身的覆盖面,电视媒体的选项无非是“上天”和“落地”“加户口”三种路径。所谓“上天”,就是把原本是地面传输的地面频道拓展成上星播出的卫视频道,所谓“落地”就是把原本飘荡在天空中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地”“入户”的上星频道“落地”“入户”,所谓“加户口”就是增加自身的频道数量,笔者注意到,为了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多次紧急协调“总局卫星直播中心紧急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频道增加直播卫星传输方式,使该频道按时顺利覆盖全国户户通用户;紧急将宁夏影视频道调整为宁夏教育频道上星传输,定向覆盖当地178万直播卫星用户”“ 批准上海广播电视台为上海小学、初中、高中12个年级临时开办了12‘空中课堂’频道”,[④]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举措既是行政赋能更是技术赋能,正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技术赋能,以前“落地”“入户”情况并不如人意的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频道(CETV4)才得以顺利进入千家万户,该频道所播出的《直播课堂》才能够一下成为可能是新中国教育历史上最大的中小学生课堂。

(四)师者赋能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笔者认为,这句话实质上揭示了优秀教师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人们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定义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教师,尤其是德艺双馨的教师永远是优质教育资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⑤]的确,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好老师,都能够遇到名师,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名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包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以及各个相关省区市的名师等在内的一大批优质教师资源,为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内的相关教育电视媒体进行了师者赋能,这些“逆行”在电波抗疫一线的师者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们一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然,除了上述外在原因之外,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高峰时段,能够响应上级号召,顺应百姓呼唤,顶着自身工作人员及外请授课教师可能感染的双重压力,“逆行”而上,挺身而出,也是课堂直播类节目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原本有些人并不一定发自内心看好的电视课堂直播类节目才会脱颖而出,一枝独秀,进而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现象并将因此而载入中国电视史和中国教育史的史册。

三、课堂直播类节目传播特色分析

对于课堂直播类节目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笔者拟从传播学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一)“逆行”为“权威”加权,课堂直播类节目的传播主体具有前所未有的神圣性

在“前新媒体时代”,所谓大众传播就是少数精英人士借助一定的介质面向大众开展的传播活动,比如,借助纸质媒介进行的报刊传播,借助电波介质开展的广播电视传播。无论是哪种介质,借助它传播的往往都是所谓的“权威人士”,所以,前人才有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呼啸而来的新媒体借助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迅速拉低甚至很快削平了大众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成为传播主体的门槛,“人人都有麦克风,各个都是广播台”,其结果是似乎谁都拥有话语权,但话语权的“含金量”却迅速掺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痛定思痛的人们重新生发了对于“权威传播主体”的需求甚至渴求,尤其是寻求知识性信息的时候,于是乎,各种各样的“知识付费”应运而生。但是,恰如“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虽然是好诗,但一旦与作者后来的颠覆性转变联系在一起却马上贬值一样,将“知识”与“付费”联系在一起,虽然合法,但却总有那么一点难以名状的违和感,尤其是当整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整个地球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时,这种违和感更是前所未有的强烈!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当许多人都选择宅在家里避险的时候,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以及各个相关省区市的名师等在内的一大批老师却“逆行”出现在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开播义务直播课堂类节目,这种无任何私利的“逆行”使得他们带有一种“不惧风险”的神圣光环,让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学生及其家长们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他们肃然起敬!本来可以拼知识,人家偏偏还有胆量和勇气,这样的传播主体谁不热爱?!

(二)“刚需”为“系统性”加权,课堂直播类节目的传播内容具有前所罕见的适销对路性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考量,传统的学校教育可以视为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一般必须遵循“大的系统性自恰”的内在逻辑,所谓“大的系统性自恰”是指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必须通过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达成施教和受教的目的。恰如著名学者喻国明教授所言,任何一个人,只要智商健全,花费10000小时的时间学习,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⑥]在教育电视媒体刚刚问世的时候,无论是国家级的教育电视台还是省市一级的教育电视台都遵循这一逻辑。随着外部环境发生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供给日趋完善,教育电视媒体的“组织传播”平台的职能不断受到来自内、外两个维度的挑战,各级各类的教育电视媒体也开始向遵守“大众传播”的内在逻辑倾斜,所谓大众传播的内在逻辑虽然也强调“系统自恰”,但是,这种“自恰”却并不注重“大的系统性”,任何人花费10000小时的时间去观看一档电视节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突如其来又一时难以看到尽头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停课造成的“刚需”则为原本已经式微的遵循“大的系统性自恰”逻辑的“组织传播”过渡到“大众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同样,也使得课堂直播类节目的内容具有前所罕见的适销对路性,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从有关方面提供的收视率数据得到证明,“中国教育电视台在CETV4频道开通《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自2月17日开办电视课堂以来,频道收视率上涨了539%。”[⑦]

(三)“清水”为“芙蓉”加权,不事雕琢使得课堂直播类电视节目的形式呈现出别样的魅力和风采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两句诗。其意是指不用人工刻意修饰而呈现出的自然美丽。中国本土的电视从其问世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从早期的没有录像带的现场直播(如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到后来的录像带录制播出,再到后来的“录播”混杂“直播”,从整体上看,中国本土的电视节目形式呈现出越来越追求外在形式包装雕饰的发展态势。制作精良原本不是什么坏事,遗憾的是真理超过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对于外在形式的过度追求往往有可能导致受众对于节目所传播内容的不应有的不重视甚至忽视,出现古代先哲所说的“买椟还珠”的情况,而且还极有可能给社会各界一种奢华浮靡的导向和暗示!即使仅仅从电视节目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对于节目外在形式的过度供给也有可能使得相关人员踏上一条不归路,至少是进入了一个无序竞争的“红海”!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课堂直播类节目无论是主讲人,还是节目形式基本上都以“素颜”的形式出现,从客观上看,虽然可能属于“次优选择”,但是却也“无心插柳柳成荫”,使得这类节目在“争奇斗艳”的电视节目中别具一格,恰如清朝大诗人袁枚所称道的那样“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斗诗韵工”, 呈现出别样的魅力和风采。

四、课堂直播类节目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乃是一种普世价值,也是一切生命体的普遍追求,假如我们把课堂直播类节目看成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命体”的话,它肯定也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助推此类节目的可持续发展,经认真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做好从“战时”向“平时”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战时”与“平时”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战时”指的当然是包括但不限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在内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期,就像自然界不能总是刮风下雨一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肯定也总有过去的时候,这就有一个如何妥善处理好“战时”与“平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仔细想一下,在“战时”,课堂直播类节目究竟积累下了什么,除了一批好的节目之外,更多的可能就是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学生及其家长们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逆行”开播课堂直播类节目等的好的观感,或者叫美誉度。但是,好感或美誉这东西就好比银行存款,如果只取不存,总有一天会被取完甚至被透支!要想避免“等闲变却故人心”“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悲剧出现,就要未雨绸缪,在“战时”就要想到“平时”,要想方设法使得时过境迁之后,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学生及其家长们在内的社会各界也能够继续保有对课堂直播类节目的好感。要想让他们继续保持好感,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课堂直播类节目的平台主体,也就是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尤应开动脑筋,做好相关工作。比如,应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人群向社会各界,特别是主流话语层宣讲“有备无患”的观念,让社会各界充分意识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可避免性,“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的道理,积极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加大教育应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储备,教育电视媒体自身也应加大相关课程类节目资源和包括主讲教师在内的人力资源储备,并不断设置相关议题,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此类问题的持续关注。

(二)做好从“必选课堂”向“备选课堂” 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必选”与“备选”之间的关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断供”、行政赋能、技术赋能、师者赋能等原因,电视直播课成为亿万中小学生的“必选课”,这一点只要不怀有任何偏见都会认为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疫情的结束,电视直播课将会由“必选课”变成“备选课”甚至“弃选课”,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避免沦落为“弃选课”,争取成为“备选课”成了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在疫情结束之后的“次优选择”,也就是虽非最好,但却是最现实的选择。用本文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要做好从“必选课堂”向“备选课堂” 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必选”与“备选”之间的关系。要妥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知其雄,守其雌”“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在“拾遗补阙”上做文章。“拾遗补阙”关键是要找出“遗”和“阙”。从“供给”的角度加以考量,学校所能提供给学生的服务主要有“知识传授”和“技能传授”两大类,相比较而言,在供给的“均衡”与“充分”上“技能传授”普遍逊于“知识传授”,属于“供给侧”服务两大类中的“遗”和“阙”,而“知识传授”领域在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的城乡之间,同一城市或乡村内部不同的学校之间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供给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比如,很多中小学学校内部,相比于语、数、英等“主科”,“音、体、美”等“副科”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往往略逊一筹,由于相关学科优秀教师资源甚至合格教师资源的相对欠缺,所以,“音、体、美”等“副科”的供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遗”和“阙”;近年来,许多省份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纷纷开展了以“3﹢3”为标志的高考制度改革,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3﹢3”中的后一个“3”的相关学科在相关师资的配备、相关教育空间也就是教室的准备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对滞后的情况,[⑧]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遗”和“阙”。这些“遗”和“阙”受制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如学校教师编制不能随意增加)和现有的财力物力(如为顺应高考制度改革,许多学校实行“走班制”“小班制”,但却并没有资金建设相应的配套教室),仅仅依靠相关学校自身的力量很难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考量,这些问题又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将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的溢出效应。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问题,上述存在的“遗”和“阙”乃是各级教育电视媒体电视直播类节目在“后疫情时代”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点,倘若能够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整合相关方面的优质教育资源“拾遗补阙”,做好相关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供给,我想,广大中小学生和相关学校是不会放弃已经在疫情期间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教育电视媒体电视直播类节目的。

(三)做好从“单向授课”向“双向互动” 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单向”与“双向”之间的关系

电视直播课堂虽然也叫“课堂”,但它却与真正的课堂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与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空间上是否处于真实的同一个空间。真正的课堂老师与学生是处于同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的,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私塾、书院还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里面的班级都是如此,概莫能外。概言之,在真实的课堂中,施教者与受教者是可以通过“在场性”来达成相互动的目的的。“在场性” (Anwesenheit)原本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指的是“在”或“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场性”指的则是相关行为主体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向都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现场互动,用《论语·述而》中的话说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启”与“发”的前提当然是“在场性”。电视直播课堂虽然可以借助无线电波使得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几乎可以像真实的课堂那样在时间上实现同步(准确地说,由于声画不同步,所以,实际上施教者的声音要稍微晚于画面传到受教者的耳中),但是,却难以在空间上像真实的课堂那样将施教者与受教者一同置于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这一点,在特殊情况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学校大规模停课时受教者可以忍受。但是,当疫情结束后,受教者们却不一定会接着继续忍受。所以,不管愿意与否,电视直播课堂的主办方都应该认真思考从“单向授课”向“双向互动” 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单向”与“双向”之间的关系。要妥善处理好“单向”与“双向”之间的关系就要对电视直播课堂进行必要的改良。这种改良可以有很多路径,但关键是让原本应该“在场”但却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没有“在场”的受教者们进入与施教者处于同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的现场,具体一点说,又可以有以下选项:一种是将摄像机直接搬到某一真实学校中的真实课堂,另一种是将一些受教者请到演播室。二者各有利弊,前者的好处是比较真实,缺点是“在场”的受教者需要一定程度的“移情”或者叫“身份转换”,要让他们时刻想到自己并不是自己,或者说并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更多的还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到达现场的其他受教者的代言人,要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代表他们提出问题,与老师互动,这对于一般的中小学生来说,难度颇大;后者的优点是可以由栏目组工作人员事先设计好一些现场互动的问题,借助参与节目录制的中小学生之口提出,缺点是因为要占用参与节目录制的中小学生的时间,很难做到可持续,而且由于是由栏目组工作人员设计的问题,借助相关孩子们之口说出,弄不好会有表演的痕迹。理想的方式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挑选接受能力居中的班级作为电视直播课堂,由栏目组工作人员与主讲教师合作拟定一些问题,交由在场的学生提出,以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受教者。

(四)做好从“电视为主,新媒为辅”向“新媒为主,电视为辅”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电视”与“新媒”之间的关系

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教育电视媒体的相关行为是遵守不同的内在逻辑的。在疫情期间遵守的逻辑我们不妨称其为“非常逻辑”,或“战时逻辑”,而疫情过后各级教育电视媒体所遵守的内在逻辑,我们则称其为“平常逻辑”或者“平时逻辑”。形象一点说,二者分别是由“市长”和“市场”这两只手来主导的。在战时状态,为了完成急难险重的紧急任务,上级主管部门会按照既往的分工对各级教育电视媒体提出硬性要求和明确规定。在战时状态下,通过自身所属的电视频道,办好电视课堂直播节目是上级主管部门也就是“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要求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必须做好的规定动作。用比较形象的话说,战时状态下。各级教育电视媒体自身所属的电视频道及频道上所播出的电视课堂直播节目好比是“1”,而这些教育电视媒体所主办的各种新媒体,可以比喻为“0”,如果“1”做的不好,倒下了,其他的“0”再多也毫无意义。所以,战时状态下的教育电视媒体所进行的相关传播必须以电视为主,新媒为辅,而疫情结束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在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进入平时状态的教育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相互导流”“优势互补”等手段,做好从“电视为主,新媒为辅”向“新媒为主,电视为辅”的转换与对接,妥善处理好“电视”与“新媒”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重塑汶川——512地震两周年》,网易,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AVG/512zhounian.html,2010年5月12日。

[②] 冯琪:《今年高考与“非典”时期有何不同?教育部回应》,《新京报》2020年3月31日。

[③]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002/t20200212_420435.html,2020年2月12日。

[④] 《全国广电系统多措并举开通“空中课堂”全力保障“停课不听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http://www.nrta.gov.cn/art/2020/2/11/art_114_49889.html,2020年2月11日。

[⑤]霍小光、张晓松:《习近平到北京八一学校看望慰问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10日。

[⑥] 喻国明:《关于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

[⑦]宋宇晟:《<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播出频道收视率涨539%》,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784473157_6a5ce64504001ro20.html?from=ent&subch=oent,2020年3月5日。

[⑧] 许兴亮:《新一轮高考改革给高中带来哪些挑战?》,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72293543_241736,2016年5月4日。

(作者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此文原载于《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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