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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会商是开展网络舆情研判的渠道和方法,主要是通报有关情况,排查舆情风险、研判舆情趋势、梳理应答口径,研究妥处措施。专业分析师及时参与重大舆情会商处置,不仅可以迅速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推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还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廓清迷雾,规避处置风险,确保舆情形势趋于平缓。在舆情会商中,常见的研判“痛点”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是涉事单位(个人)囿于种种考虑或一己之私隐藏关键信息,导致分析师误判。舆情会商的前提,是对舆情事件的基本信息进行梳理核实,并作出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是关于客体(舆情事件)实际状态的判断。但是,舆论场不乏超出常识判断的事件(话题)差异,关键原因就在于涉事单位(个人)讳疾忌医,隐瞒了关键信息,导致分析师误判。

 

二是涉事单位(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等进行放大或缩小操作,分析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甄别。舆情事实判断是指舆情事件本身存在的现实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事件起因、时间节点、涉事个人或单位、传播态势等。在实践中,有些涉事单位(个人)急于脱身,在会商时对敏感信息自行“脱敏”,影响舆情处置节奏。

 

三是会商时关于舆情背景信息猛料迭出,直接颠覆事件定性。理论上,基于舆情事件的基本事实,专业分析师可对舆情进行有效研判,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实际上,如果新增信息从量变出现质变,相关处置策略将趋于整体被动,且难以逆转并抬高处置成本。

 

四是涉事单位(个人)提供大量冗余信息,导致舆情会商繁琐低效。部分人存在“舆情洁癖”,在舆情会商时“眉毛胡子一把抓”,大量冗余信息反倒干扰分析师研判。这就需要分析师反向操作主导会商流程,围绕基本事实设问,厘清舆情脉络,为后续研判奠定基础。

 

五是参与会商的相关决策者“官本位”思想导致惯性思维,迷信行政管控,潜意识里并不接受分析师的专业意见。在会商过程中,参与会商的相关决策者并不熟悉重大舆情事件的规律,但其领导身份加重话语权,导致各方对舆情“痛点”和“拐点”认识不一致,错失舆情处置时间窗口。

 

六是会商各方对舆情事件进行的价值判断,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导致空耗。舆情事件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个人的印记,跟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就需要分析师谨慎稳妥把握事件应对的关键节点,尽可能地排除参与会商各方的情绪、情感、态度等主观性因素对基本事实的干扰,从而对舆情趋势了然于心,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

 

……

【详见网络舆情2020年第39期】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特约舆情分析师 颜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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