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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月,杭州来女士失踪一案满城风雨,之后南京女大学生云南失踪案、四川安岳方女士失踪案、江西庐山郭某杀妻自杀案、黑龙江双鸭山男子杀妻后自杀案、四川德阳杀妻案等数起亲密伴侣谋杀报道涌入公众视野。接二连三的恶性案件刺激了公众神经,导致舆论场上对这类案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惯性思维。20209,当海南儋州市公安局通报儋州女子范某出走三日未归而监控中没有走出身影,有声音感慨,这案子哪里见过

  所幸915日,范某无碍归来,并无悲剧发生。但由此引发的舆论关切与担忧仍值得我们警惕——本该提供安全感的亲密伴侣为何逐渐在媒体上以恐惧源头的角色示人,甚至让恐婚成为网络流行热词。如何化解恐慌,避免其形成普遍性焦虑,是值得媒体工作者与网络平台思考的问题。

媒体对相关事件报道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犯罪新闻因其较强的现场感和纪实性,能够满足受众的猎奇、窥视欲望,而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与此同时,因犯罪题材的特殊性,这类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尤为值得强调。

  1.对案件细节保持克制,并非不要及时披露必要事实

  需首先明确的是,媒体有义务向公众传递真实全面的新闻。当恶性犯罪事件发生,进行报道以告知公众生存环境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媒体职责所在。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公众往往高度关注,这更要求媒体进行专业的、负责任的报道。倘若媒体缺位、信息不畅,任由怀疑和揣测发酵,只会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对犯罪细节保持克制,是保护受害者的伦理要求,也是避免模仿犯罪的必要准则。在进行犯罪新闻报道时,应尽量保持冷静的语体,避免使用冲击力过强的字眼,引起公众恐慌、伤害被害人及其家属。其次,犯罪新闻报道的意义在于对事实负责、提示公众,而非满足看客的猎奇趣味。对于非必要的案件细节,媒体应保持克制。此外,负面新闻的过度传播也有引起效仿犯罪的风险,有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很可能引发现实社会中的暴力。而过度披露的细节,可能会给潜在犯罪者以启发、刺激。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淡化细节是犯罪新闻报道的必然要求。

  2.警惕新闻写作中的类型化隐喻

  隐喻指通过借助受众熟悉的事物,让受众认识和理解其他事物。在实际的媒体报道中,隐喻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犯罪新闻报道中,应保持对隐喻的审慎态度,无论这种隐喻自觉与否。因为以一事勾连起系列事件,虽然能帮助公众更快理解事实,但也可能形成对某一类人、事物、关系的类型化印象,甚至改变社会认知。

  7月起频发的亲密关系犯罪报道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因这种紧密的关联性,让部分公众产生了对亲密伴侣的类型化认识,由此恐婚”“恐男的声音沸腾,舆论一时间失焦。事实上,恶性案件的发生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公众对之敏感并加以讨论合情合理,但以少数突发事件反推整体并非理智判断,更不该让这类案件成为群体对立的导火索。这更要求媒体在进行犯罪新闻报道时,尽量做到一事一议,尽量避免将类似案件有意串联。

  3.犯罪新闻的报道应以审判作结,强调教化意义

  在网络高度发达、传播渠道盈余的当下,每时每刻都有海量新鲜资讯涌入公众视野,这也意味着新闻的保质期被极大缩短。受众有限的接受能力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洪流的冲刷,难免应接不暇、顾此失彼,因而有人感慨,互联网的记忆只有七秒

  这种效应作用于犯罪报道,意味着公众对犯罪新闻的关注很可能是短暂的、即时的,一些血腥暴力、刺激感官的信息也许会留下相对强烈的印象,但事件的善后、庭审、惩处却常被忽视。倘若惩罚结果不被公众关注,犯罪报道也就不过是一出悬疑剧而已,失去了其积极的教化意义。这要求媒体在进行犯罪报道时,不仅要提供犯罪中的事实切片,还要有意识地对案件全程进行整体性报道,保持对犯罪后果、刑罚的持续关注与及时披露。对犯罪相应惩罚的跟进可以彰显正义、以儆效尤,体现出法律应有的公正与威严,避免犯罪报道流于对血腥与杀戮的草率临写。

平台型媒介在相关事件发酵过程中应有的担当

  1.合理引导议程,避免同类信息密集出现带来放大效应

  媒介是公众瞭望社会的窗口,影响着公众对真实社会的认知。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安排议题左右公众的关注重点。也许大众传媒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至少可以影响公众思考的对象。在平台型媒介勃兴的今天,互联网信息流逐渐取代了传统媒体版面布局,以算法为核心的推送方式逐渐从纸媒编辑手中夺权,平台型媒介已然掌握了引导议程的权力。

  在此情况下,各网络平台应对信息茧房后果保持警惕。算法主导的信息推送机制可以智能分析兴趣点、精确投递同类新闻,这可能会让亲密伴侣谋杀报道重复出现,形成放大效应,使得公众对真实外部世界的判断失真,以至于人人自危、恐慌弥漫。这要求网络平台对这一类传播力强、社会影响广泛的犯罪新闻保持警惕、及时研判,在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避免拟态现实走了板。

  2.承担把关职责,切实厘清网络文化和失范言论的边界

  平台型媒介因其公共性、开放性,既滋养了网络文化,也是其公开展演的舞台。创生于平台型媒介的网络文化,体现出草根大众的旺盛创造力,却也夹杂着越过伦理红线的失范言论。以杭州来女士失踪案为例,枕边人谋杀、来女士遇害,一出悲剧却催生了一系列让人大跌眼镜的网络言论。绞肉机”“化粪池”“两吨水一时成梗,甚至成为以“#”标明的热议话题。将涉及人命的悲剧挪用为梗,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是对生命的亵渎,是对社会伦理与公序良俗的悍然冒犯,决不能以网络文化为掩护。有声音如是解释恐婚情绪为何弥漫:恐的是这么一场恶性案件却成为了两吨水警告’‘化粪池警告,当一场悲剧被戏剧化最终变成了男性用来威胁女性的梗——我有随时伤害你的能力,女性又有什么理由不恐婚恐男?

  以此为鉴,平台型媒介需要承担起把关职责、肩负起社会道义,提高对失范言论的敏感度,提早处置,避免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与对立。

健康舆论场需多方主体共建

  当下传播生态,多元主体并立,共同建构起当代舆论场。一个健康有序的舆论场,离不开参与其中的众多主体的共同努力。

  作为内容提供者的专业媒体机构及部分自媒体,要牢记媒体的公共责任,把握新闻报道伦理。堵不如疏,媒体机构面对频发的恶性犯罪案件,正确的做法绝不是以避免负面影响为由知情不报,而是在坚守新闻人本分、向大众告知事态之时,尽量避免舆论过度发散、走向偏激乃至造成对立。具体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隐去非必要细节、避免关联性报道以及在报道中传递罪刑相适应原则。

  信息化时代里,平台型媒介已然成为传播生态中的基础性设施,不该再以商业主体自居,逃避社会责任。在面对伴侣谋杀引发的舆论风波时,避免信息茧房误导公众感知、对明显的失当言论尽快处置,其实平台型媒介可以有更大作为。

公众作为舆论场中最普遍却也最重要的一员,应该尽量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与判断。从恐婚”“恐男谈起,面对让人咋舌的恶性案件,出现应激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悲剧引发的冲击仅停留于情绪,那难免让人失望。相比恐婚”“恐男的符号式宣泄,更值得讨论的是如何能为弱势群体提供结构性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惨剧的再度发生。

 

  (作者: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见习舆情分析师 何竞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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